潮新闻客户端汪群

乙巳年农历闰六月，把江南的夏天拉得格外漫长。虽已出伏，安吉的日头仍像烧红的烙铁，连着半个月往40度上冲——没有雷声滚过，没有风丝掠过，更没有半滴雨珠落下。这样的旱天，若是搁在早年，早把乡亲们逼得团团转了。那会儿刚忙完“双抢”，田埂上的稻禾刚抽新穗，阡陌里的豆子正鼓荚，一垄一垄的庄稼都张着嘴等水喝，天不下雨，乡亲们的心就跟着地缝一起往下裂，只能攥着香烛往龙王庙跑，盼着一场能救庄稼的甘霖。

雨水于农人，从来不是寻常景致，是饭碗里的收成，是灶台上的烟火。农业本就是靠天吃饭的营生，雨水够不够，直接决定稻穗沉不沉、谷粒满不满。安吉没修老石坎、赋石两座水库前，夏秋旱季的灌溉用水，是比黄金还金贵的东西；即便后来两座水库立在西苕溪上游，遇上特旱年份，用水调度还是要掐着日子算，得把生活用水先稳住，再按庄稼的紧急程度分水流，尽量让地里的损失少一点，再少一点。

西苕溪是安吉的母亲河，可在水库建成前，这条河偏不护着两岸的乡亲。一遇大旱，河床就像被抽走了筋骨，露着干裂的泥块，连浅滩处的水都能数清游鱼。那会儿两岸的稻田全靠溪水解渴，河水断了，稻禾就蔫头耷脑，乡亲们蹲在田埂上，看着自家的苗儿一天比一天黄，急得直掉眼泪——“靠天吃饭”这四个字，那会儿不是俗语，是压在心头的石头，谁也挪不开。

最让人揪心的，是为了抢水闹出的冲突。我总记着1967年的夏天，那是我见过最旱的一个伏天。八九月份，稻禾正处在分蘖拔节的关键时候，就像刚断奶的娃娃要喝米汤，一天都断不得水。村民们索性把铺盖搬到田埂边，天不亮就盯着水渠，直到自家的田灌满了水，裤脚沾满泥地往家走，才算踏实。

“夏东风，燥烘烘”，这句老话那年头天天挂在乡亲们嘴边。连着二十多天没下雨，稻田的土块裂得能塞进手指头，稻叶卷得像晒干的茅草，再没水，秋收就得打水漂。我老家在西苕溪中游北岸的村子，那年就跟南岸的村子，为了溪里那点水，闹了场至今想起来还心颤的“战争”。

南岸的梅南生产队，占着个好地界——他们挨着溪的深水区，就算天再旱，河床底下也能渗出水来，靠着一台抽水机日夜抽，田里的稻禾还能透着点绿。我们北岸几个生产队，原本靠大队粮食加工厂旁的机埠抽水，能管着四五百亩水田。可那年旱得太狠，上游下来的水全聚到了南岸的浅滩，我们这边的机埠抽上来的，只剩带泥的浑水。眼看着自家的稻禾快蔫死，几个壮实的汉子急红了眼，扛着铁耙、锄头就往溪边跑，要在南岸的滩涂边挖条沟，把水引到北岸来。

消息传到南岸，梅南队的人立马炸了锅——“哪有到咱地界抢水的理！”三四十个后生抄起家伙就往溪边冲，腰间还别着柴刀。那会儿山里人干活，柴刀是随身物，砍竹、劈柴用得上，走夜路还能壮胆，就像城里人的钢笔似的，离不得身。可那天，柴刀成了“武器”——北岸的人刚挖了两锄头，南岸的人就挥着柴刀过来，“咔嚓”几下，铁耙、锄头的木柄全断在地上。他们红着眼喊：“这水是咱溪南的，流到你们那边，咱的稻子咋办？”北岸的人也不让步：“西苕溪是大伙的河，凭啥你们独吞？”

两边都是二十来岁的后生，火气正旺。你推我一把，我搡你一下，嘴里的话也越来越冲：“今天谁敢挖沟，就别怪我不客气！”“你不客气试试，咱的稻子渴死了，你赔？”吵着吵着，北岸一个姓陈的汉子急了，弯腰从地上抄起块鹅卵石，“呼”地就朝南岸的人扔过去——只听“哎哟”一声，南岸一个后生捂着头蹲下去，指缝里的血立马渗了出来。

这下彻底乱了。南岸的人见伙伴受了伤，“呼啦”一下就围上来，拳头、锄头都往北岸的人身上招呼；北岸的人也不甘示弱，捡起断了柄的铁耙就往回挡。眼看要出人命，北岸一个姓李的老汉急了，拽着身边的后生喊：“快！去方家村叫人，让他们来帮把手！”方家村跟我们村是老交情，向来抱团，只要一方有事，另一方准能一呼百应。

就在这乱哄哄的当口，一个洪亮的声音突然响起来：“都住手！往后退！”是我们村的一位干部，他刚从公社开会回来，一听说溪边闹起来，就往这边跑。两边的人都认识他——这位村干部公道，平时分粮、派活从不含糊，溪南的人也信他几分。可还是有人嘀咕：“他是北岸的，能向着咱吗？”

这位村干部没管这些嘀咕，又喊了一嗓子：“都想想，真闹出人命，谁担得起？到时候蹲大牢，家里的老人、孩子咋办？”这话像盆冷水，浇在了大伙头上——刚才还红着眼的后生，手里的家伙慢慢放了下来，嘴里的骂声也停了。他接着又说：“公社领导、人武部长已经在路上了，你们两边各选三个代表，咱们坐下来谈，总不能让水把人逼得没路走。”

没多大工夫，公社领导就到了。几个人找了块树荫地，搬来石头当凳子，溪南、北岸的代表坐在两边。这位村干部先把情况说了说，领导没先怪谁，反倒先问：“两边的田，现在多旱？还能撑几天？”溪南的代表说：“咱的田还能撑三天，再没水，苗就全枯了。”北岸的代表也叹：“咱的田比你们还旱，土都裂到脚脖子了。”

领导听完，没纠结谁对谁错，转头就跟随行的水利员商量：“能不能从上游的山塘调点水过来？先解溪南的急，再给北岸的机埠加个泵，把水抽上来。”水利员赶紧去打电话，没半小时就回了信：“山塘的水能调，明天一早就动工挖渠。”

就这么着，一场差点出人命的“争水战”，总算平了。后来，上游的山塘水引到了溪南，北岸的机埠也加了泵，两边的稻禾都喝上了水。那年秋收，两岸的谷堆都堆得老高，乡亲们再见面，也没人提夏天抢水的事了——毕竟，都是为了地里的庄稼，都是为了一口饭。

再后来，老石坎、赋石水库的水引到了田间，水渠修到了每一户的田埂边，旱天再也不用抢水了。可我总记着那年夏天的溪边——断了柄的锄头、渗着血的头巾、村干部洪亮的喊声，还有最后坐在树荫下商量时，两边代表手里攥着的、还沾着泥的稻穗。那一场“争水战”，是苦日子里的一段插曲，也是如今好日子的一面镜子——看着如今拧开水龙头就来的水，看着田里自动灌溉的喷头，就知道，当年为水犯的难，早成了再也回不去的记忆。